2017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将客观独立作为国家风险评级的基本立场。客观独立是本着对国家风险关系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同等负责的态度，采取公正的、客观的立场制定国家风险评级标准，反对通过信用评级进行利益输送。
一、评级背景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达到1456.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18.3%。自2003年中国商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权威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3年实现增长，在2002-2015年期间的年均增速达到35.9％。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同期利用外资流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同时，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978.6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位居第8。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企业海外竞争力的逐渐增强、“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也将释放出更多投资活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共赢。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多次因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因素而遭遇挫折。例如，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导致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并勒令中资坎昆龙城项目停工；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导致华为、清华紫光等多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受阻，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单方宣布终止中美合建高铁；德国经济部最近基于安全理由撤回了中资企业福建宏芯基金对其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的收购许可，并叫停了中国三安光电对德国照明巨头欧司朗灯泡部门的收购；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致使国开行向其发放的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担保贷款面临着突出的风险。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风险，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二、各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综述
（一）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的机构简介
国家信用评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市场上形成了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三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垄断的局面，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标准普尔是全球知名的独立信用评级机构，拥有150多年的历史并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目前，标准普尔对126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进行了评级，并于每周更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主要对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评级，分支机构遍布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计约7000人。惠誉是唯一一家欧洲控股的评级机构，规模较以上两家稍小。如今，经历了数次并购和巨大增长之后，惠誉已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设立了50家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致力于为国际信用市场提供独立和前瞻性的评级观点、研究成果及数据报告。
与此同时，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评级机构也实现了蓬勃发展，它们通过差异化竞争在市场上谋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经济学人信息社（EIU,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以及环球透视（GI, IHSGlobal Insight）。
EIU是“经济学人集团”下属独立单位，主要进行经济预测和咨询服务，覆盖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EIU风险服务的目标客户是由于从事借款、贸易信贷以及其他商业活动而面临跨境信用风险或金融风险的机构。
ICRG自1980年起便开始定期发布国际国家风险指南。目前，该指南的国别风险分析覆盖了全球近140多个国家，并以季度为基础进行数据更新并逐月发布。
GI于2001年成立，目前为3800多家客户提供详尽的国家风险分析，主要针对在海外开展营商活动的投资者。GI评级的覆盖范围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家付费咨询机构，分析的风险对象涵盖范围极广，包括国家的营商、主权信用乃至一国某个地区的运营风险。
由于评级体系的构建对方法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多样性有较高的要求，且评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较为复杂，目前评级市场仍然由发达国家的评级机构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评级机构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这其中包括了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简称大公）于1994年成立，拥有自己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定期发布主权信用评级报告。到目前为止，大公已经发布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等级报告，评级对象主要来自亚洲、大洋洲和欧洲，其中具有AAA级的国家和地区有7个。
（二）评级对象
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主权国家政府足额、准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性评估，针对的是主权债务的综合风险。大公国际和ICRG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对主权债务风险做出判断。在金融市场上，主权债务风险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一国国债的违约概率、预期损失和回收率。
EIU评估的风险包括主权风险、货币风险和银行部门风险。ICRG的风险评级更具独特性，主要考察的是直接投资风险，其评级除考量除金融市场因素外，还往往涉及到和当地经营直接相关的因素，比如治安环境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综合考量了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风险，这与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形式的多样性紧密契合。
（三）评级指标体系
尽管三大评级机构和大公、EIU、ICRG和GI这七家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各有不同，但指标体系都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模块。
在经济方面，一国的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可以反映该国的经济基础。而一国的外债占进出口比重、财政收入赤字占GDP比重等指标可以反映该国的短期偿债能力。经济基础和短期偿债能力共同构成了一国的总体偿债实力。
在政治方面，各大机构都会对政治稳定性、参与度、治理有效性等指标做出考察。政治风险在本质上衡量的是一国的偿债意愿。即使一国财政实力充足，资源丰富，但由于政治动乱依然可能加大该国的偿债风险。
在社会方面，不同的评级机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大部分机构注重考察社会的弹性程度，也就是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往往在种群和谐程度、法律健全程度等指标上有所反映。对于衡量直接投资风险的GI评级体系来说，社会弹性是尤其重要的指标模块。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综合了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并引入与中国关系这一指标模块，力求更为全面、综合，从而有针对性地衡量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
（四）评级方法特点
在制度偏好方面，标准普尔、穆迪与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和ICRG都将政治因素视为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将政治自由化程度、民主政治观念和体制等作为评判一国政治好坏的标准，同时强调经济开放对于一国信用等级的正面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各国的具体国情。大公在评级时特别突出了国家管理能力这一指标，力求避免完全以西方政治生态为标杆的评级模式。但由于缺乏一定的评判标准，如何对各国的治理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的衡量成为摆在大公面前的一道难题。EIU在经济实力的评价上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做出了区分，采用不同的评级标准，对制度偏好的问题有所改善。GI则更加强调制度的实际效果，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小，在制度偏好上较为中立。
在客观程度方面，由于客观的定量因素不能完全衡量一国的国家风险，因此定性指标是必须的。这对于无法定量衡量的政治与社会风险来说尤其重要。所有7个评级机构都采取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级方法，其中定性指标的量化通常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并且最终的评级结果也都由评级委员会通过主观调整后给出。这不可避免的会引入分析师的主观判断因素。此外，几乎所有的评级机构都是盈利性机构，向客户收取的评级费用和年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而被评级对象为了获得高级别，也会甘愿支付高额评级费用。因此，双方利益的驱动或对评级的独立客观性造成影响。
在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上，三大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都涵盖了政治、经济和外部风险。但从反映各大因素的每一个细项指标来看，惠誉的指标体系要比标准普尔和穆迪更加具体。大公特别突出了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水平两大因素对于主权风险的影响作用。为了摒弃三大评级机构的制度偏好，大公将国家治理水平列为一个独立因素进行分析。此外，它还将金融因素从经济因素中抽离出来进行更细致的评估。
EIU和GI的指标体系也较为全面。其中，EIU包含有60个细分指标，涵盖面较广。比如在融资和流动性模块下，EIU包括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OECD国家短期利率、银行业信贷管理能力等细致指标，这对银行部门的风险衡量十分有效。GI的指标体系也涵盖到了直接投资和商业运营的大多数方面。相比之下，ICRG的评级体系中政治类指标占了大多数，而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指标相对较少，只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指标。这样的评级方法过于偏重政治风险
在前瞻性方面，几大评级机构都不能预测货币和银行危机，而只能在事后进行调整。这主要是因为评级机构在评估时过度依赖于历史数据，缺乏对一国的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使得评级效果大打折扣。但机构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又不可避免会引入主观评判。因此，如何更快地更新数据，对未来进行科学预测，是所有评级方法都面临的挑战。
在透明度方面，一个完整的信用评价体系应当包括评估对象、指标体系、打分方法、权重设定和评级结果共五点，而几乎所有的评级机构仅对外公布评级结果和一部分评级方法，所有的指标数据和最终得分并不公开，因此透明度还有待提高。这也与机构的商业性质和数据的核心机密性有关。
在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方面，大部分评级机构没有对此进行单独考虑。我国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而且出现了独特的国别特征。例如，我国对外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并举，在发达市场上以国债投资和直接投资为主，在新兴市场上以直接投资为主。因此，在衡量国别风险时，值得对这些因素进行细致考察。此外，在当今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环境下，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上升，不同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远近，甚至民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对以中国为主体的投资行为有所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对此有单独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评级机构方法的不足。
三、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
（一）指标选取
为了全面和量化评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本评级体系纳入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
1、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指标提供了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长期基础，较好的经济基础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收益水平和安全性的根本保障。
经济基础指标包含10个子指标，其中：GDP、人均GDP、基尼系数衡量了一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衡量了一国的经济绩效；GDP增速的波动系数衡量了一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本体系还从贸易、投资、资本账户三个方面衡量了一国的开放度。
与上年不同的是，本年度的GDP总量、人均GDP、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采用了WEO经济预测值，WEO数据包含2016年预测值，比CEIC数据（截止2015）更具有时效性而WEO中数据缺失的部分，采用CEIC的实际值补充。
2、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指标衡量了一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动态和偿债能力。如果一国爆发债务危机，包括直接投资和财务投资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投资安全都会受到影响。
偿债能力指标包含9个子指标，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和银行业不良资产比重主要用于衡量一国国内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外债占GDP比重和短期外债占总外债比重衡量了一国的外债规模和短期内爆发偿债危机的风险；财政余额占GDP比重衡量了一国的财政实力、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衡量了一国的外汇充裕度、再加上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以及贸易条件，共同反映了一国的偿债能力。
3、社会弹性
社会弹性指标反映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风险因素，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能确保企业有序的经营。
社会弹性指标包含8个子指标，其中：教育水平衡量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劳动力素质；社会、种族、宗教冲突的严重性以及犯罪率衡量了一国的内部冲突程度和社会安全；环境政策、资本和人员流动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和商业管制反映了一国的经商环境。劳动力素质越高、内部冲突程度越低、社会安全和经商环境越好，企业投资的风险越小。
4、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标考察的是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和质量，以及法律环境和外部冲突，较低的政治风险是企业安全投资的先决条件之一。
政治风险指标包含8个子指标，其中：任期还剩多少年、政府执行所宣布政策的能力以及保持政权的能力、军事干预政治三个子指标反映了一国政府的稳定性；政治体系的腐败程度、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公共服务和行政部门的质量反映了一国政府的治理质量；法制水平是契约和产权保护的重要保证。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治理质量越高、法制环境越健全、外部冲突越小，中国企业在其投资的风险越低。
5、对华关系
对华关系指标衡量了影响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风险的重要双边投资政策、投资情绪和政治关系，较好的对华关系是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缓冲。
对华关系指标包含6个子指标。第一个子指标是双方是否签订了投资协定（BIT）以及该协定是否已经生效。如果中国与该国签署了BIT，将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风险。第二个和第三个子指标采用德尔菲法进行的专家打分，分别衡量了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较低的投资受阻和较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在当地进行投资的风险。
后三个指标为2015年起新增指标。其中，贸易（投资）依存度衡量了中国和一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投资）占该国贸易（投资）的比重。免签情况则衡量了对方对中国公民发放签证的便利程度。
（二）标准化、加权与分级
在选取指标并获得原始数据后，本评级体系对于定量指标（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采取标准化的处理方法，而对定性指标（政治风险、社会弹性以及对华关系）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即运用其他机构的量化结果或者由评审委员打分，再进行标准化。
本评级体系采用0-1标准化，也叫离差标准化，将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结果落到[0,1]区间，分数越高表示风险越低。转换函数如下：
其中，x*为将x进行标准化后的值，x适宜值为对应风险最低的指标值，max为样本数据的最大值，min为样本数据的最小值。
对定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并转化为风险点得分的关键在于找到适宜值x适宜值。在样本范围内，数值与适宜值越近，得分越高。
适宜值的判断方法有两类：一类是设定绝对适宜值，也就是适宜值的大小与样本国家的选择无关。例如，本体系将CPI指标的适宜值设定为2%，失业率的适宜值设定为5%。第二类是在样本中找到相对适宜值。例如，本体系将GDP的适宜值设定为该样本中GDP的最大值，将GDP增速的波动性的适宜值设定为该样本中GDP增速的波动的最小值。此外，由于某些指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应选用相同的适宜值，本评级体系也进行了区分。例如，偿债能力指标中子指标公共债务/GDP与外债/GDP既反映了债务规模，也反映了举债能力。对于这两个子指标，本评级体系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每一组的最低值为各组的适宜值。
以上标准化过程中，我们遵循四大原则：第一，标准化必须合乎逻辑；第二，标准化必须要考虑异常值的处理；第三，标准化必须客观，尽量减少主观判断；第四，标准化后的得分需具有区分度。
在对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下的细项指标分别标准化后，加权平均得到这五大风险要素的得分，区间为0-1。分数越高表示风险越低。然后，我们对五大要素加权平均，由于五大指标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级的重要考量点，我们采用相同的权重，均为0.2。
最后，我们将得到的分数转化为相应的级别。本评级体系按照国家风险从低到高进行9级分类：AAA、AA、A、BBB、BB、B、CCC、CC与C。其中AAA和AA为低风险级别，A与BBB为中等风险级别，BB及以下为高风险级别。
（三）评级样本
本评级体系今年共纳入57个国家进入评级样本，分别是：阿联酋、埃及、巴基斯坦、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捷克、老挝、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蒙古、孟加拉国、缅甸、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希腊、新加坡、匈牙利、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巴西、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肯尼亚、美国、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亚、日本、苏丹、委内瑞拉、新西兰、意大利、英国、赞比亚。
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本评级体系选用以上57个国家作为本次评级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1、主要涉及的是真实的投资活动。中国在当地进行的主要是真实的投资活动（生产、研发、雇佣、经营等），而不是以该地为投资中转地或者避税等资金运作中心。香港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中转地。2015年，61.6％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流向了香港，其中较大一部分以香港为平台，最终流向其他地方。中国对避税港地区的投资以商务服务业为主，2015年对外投资并购项目的六成通过境外企业再投资完成，因此，本次评级暂不纳入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卢森堡等国际自由港。
2、重点选择G20国家以及中国海外投资额较大的其他国家。这57个评级样本国家全面覆盖了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在当地的投资额较大，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1]，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3、满足主要指标数据，尤其是定量指标（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的可得性。本体系运用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作为国家风险评级的依据，因此数据的完备性和可得性十分重要。例如，利比亚虽满足前两个条件，即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投资额较大且主要涉及的是真实的投资活动，但由于缺乏大量支持数据，主要是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数据，因此本次评级样本没有纳入利比亚。
（四）本评级方法的特点
1、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视角
本国家风险评级体系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全面地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本评级体系通过提供风险警示，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参考。
2、重点关注直接投资，同时兼顾主权债投资
现有主要评级机构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衡量的是投资者所面临的针对某一个国家的金融敞口风险，其中核心关注点是主权债，即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主权国家政府足额、准时偿还商业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性评估。本评级体系在兼顾主权债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的同时，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并且随着国内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持续高速增长。传统上主要对主权债投资风险的关注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中国企业的实际需求，因此，本国家风险评级体系重点关注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要素，纳入的指标涵盖环境政策、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商业管制、是否签订BIT、贸易依存度、投资依存度、免签情况以及直接投资受阻程度等。
3、五大指标体系综合全面覆盖经济、社会、政治、偿债能力和对华关系
影响一国投资风险的因素很多，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存在一个定量模型将全部因素包括进去。在进行国家风险评级时，本评级方法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综合全面覆盖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体系。在传统由经济和金融指标构成的定量评估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等定性评估指标，且定性分析指标占到本评级体系指标总量的一半以上。本评级体系对这五大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各部分的核心指标，并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对核心指标的评价方法给与区别对待，同时密切关注指标之间、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逻辑清晰、框架严谨、指标优化、论证科学的方法体系。
4、特色指标：对华关系
中国需要创建适合自身国情需要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本评级体系一个重要的特色指标是对华关系，与包含双方是否签订BIT、投资受阻程度、双边政治关系、贸易和投资依存度以及免签情况等六个子指标，良好的对华关系是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风险的重要缓释器。对华关系这一指标既是本评级体系区别于其他国家风险评级的特色指标，同时也是为评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量身打造。以投资受阻程度这一子指标为例，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频频遭遇阻力。斯里兰卡重新评估中国援建港口项目、中澳铁矿百亿减值、墨西哥高铁项目被无限期搁置等成为投资受阻和失败的典型案例。投资受阻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因此成为本体系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
5、依托智库，将客观独立作为国家风险评级的基本立场
本评级体系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这一中国领先、国际知名的智库。本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宏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全球治理、产业经济学、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有将近100位专业研究人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全球智库排名榜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蝉联亚洲第一，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10位。按照分类排名，2012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国内经济政策类排名全球第11，在国际经济政策类排名第27。
发布国家风险评级的团队是国际投资研究室。本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跨境直接投资、跨境间接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国家风险、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际投资头寸表等。团队成员为姚枝仲、张明、王永中、张金杰、李国学、潘圆圆、韩冰、王碧珺、赵奇锋、李曦晨和朱子阳。研究室定期发布国际投资研究系列(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主要产品包括: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工作论文与财经评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将客观独立作为国家风险评级的基本立场。客观独立是本着对国家风险关系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同等负责的态度，采取公正的、客观的立场制定国家风险评级标准，反对通过信用评级进行利益输送。
（五）未来规划
每年发布一次。这是本评级体系建成后第四次发布国家风险评级结果。我们将不断改进评级体系，并计划未来每年都发布一次国家风险评级，提供若干风险变化之警示。
增加评级国家样本。本次评级是第四次评级，我们选取了57个国家作为评级样本。如上所述，我们的样本选择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主要涉及的是真实的投资活动；二是在地理分布上具有广泛的覆盖性，在当地的投资额较大；三是满足主要指标数据，尤其是定量指标（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的可得性。这一样本覆盖了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2]。未来，我们在遵循以上三个样本选择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纳入更多的国家（地区）进入评级体系，以全面服务于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需求。
改进评级体系。虽然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和智库支持，本评级体系仍然有较大改进空间。未来在指标选择、权重设定、方法构建上，本评级体系都将根据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国企业不断演进的海外投资模式以及不断出现新的投资风险进行相应改进。
深化学术和政策研究。未来，我们将基于本评级体系深入学术和政策性研究，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的决定因素、影响途径以及化解方法。
四、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结果总体分析
本次评级对57个国家进行了评级，包括德国、美国等16个发达经济体，和阿联酋、俄罗斯等41个新兴经济体。从区域分布来看，美洲涉及6个国家，欧洲涉及15个国家，非洲涉及8个国家，亚太涉及28个国家。
评级结果共分为九级，由高至低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AA为低风险级别，包括9个国家；A-BBB为中等风险级别，包括34个国家；BB-B为高风险级别，包括14个国家。从中可以看出，评级结果呈正态分布，反映出合理的风险分布区间。
总体结果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国家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投资风险较低。其中排列前10的国家都是发达经济体，而41个新兴经济体中排名最高的阿联酋是第12名，在新兴经济体中金砖国家的排名处于中间水平。
与2015年相比，除德国、荷兰、法国、日本、波兰、菲律宾、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埃及、伊拉克和委内瑞拉12国的相对排名不变外，其余国家的相对排名均发生了变化。其中，新西兰、澳大利亚等21国的相对排名比2015年有所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四个国家是老挝、土库曼斯坦、赞比亚和柬埔寨，分别上升了11、10、9和8个名次，评级结果上升的国家有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而美国、韩国等24国的相对排名比2015年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四个国家分别是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和英国，分别下降了11、11、6和5个名次，评级结果下降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
总体评级结果
注：—表示与去年相比，相对排名没有变化的国家；↑表示与去年相比，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表示与去年相比，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
与去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占5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占7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占4个，其中英国和希腊投资风险上升较大；在新兴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占16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占17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占8个。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上升两名，南非下降两名，巴西保持不变。
总体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但与2015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持续复苏，GDP增速上升，经济基础有所好转；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背景企业的投资仍然怀有警惕，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威胁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其对华关系得分有所下降。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恢复，发达经济体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较低的速度增长，而英国脱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则会加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整体来看，全球贸易放缓和投资下滑的趋势令人不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0月6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预计，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较2015下滑10%至15%。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趋势不变，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同比增长58.7%，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美国已经是除了避税港地区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
对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政治环境不稳定和经济增速放缓是主要的投资不利因素，不过经济增速整体高于发达国家，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未来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还可以满足中国对外投资中资源寻求的动机。2016年，欧日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和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恶化了国际金融环境，出口贸易减速和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则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内部因素中，新兴经济体财政空间收缩和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政策紧缩等，也将会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南非、俄罗斯和巴西的投资环境比2015进一步恶化，其中巴西和南非经济下滑，俄罗斯趋于稳定，印度仍然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契机。
（二）分项指标分析
（1）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方面，与去年相同，我们主要关注10个指标。通过分析具体指标，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经济基础发展普遍好于新兴经济体，占据排名前10位的均为发达经济体。
与去年相比，除美国、德国、罗马尼亚和委内瑞拉4国的相对排名没有变动，其他国家经济基础的相对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4国经济基础的相对排名有所上升，英国、加拿大等29国的相对排名比之前有所下降。
（2）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方面，与去年相同，我们主要关注8个指标。通过分析具体指标，我们发现，与去年相同，发达国家政治风险普遍低于新兴经济体，占据排名前10位的除了新晋的阿联酋以外均为发达经济体。
与去年相比，仅有澳大利亚一国相对排名没有变动，其他国家政治风险的相对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其中，加拿大、荷兰等21国的相对排名有所上升，英国、德国等35国的相对排名有所下降。
（3）社会弹性
社会弹性方面，与去年相同，我们主要关注8个指标。通过分析具体指标，我们发现，与去年类似，发达国家社会弹性发展状况普遍好于新兴经济体，15个发达经济体有占据了前10位中的9位，新兴经济体中阿联酋继续位列前10位。
与去年相比，除新加坡、新西兰等9国的相对排名没有变动，其他国家社会弹性的相对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其中，捷克、日本等18国社会弹性的相对排名有所上升，德国、美国等30国社会弹性的相对排名有所下降。
（4）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方面，与去年相同，我们主要关注8个指标。通过分析具体指标，我们发现，发达经济体偿债能力明显强于新兴经济体，进入排名前10位的都是发达经济体。
与去年相比，除德国、法国、日本3国的相对排名没有变动外，其他国家偿债能力的相对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其中，韩国、新西兰等32国偿债能力的相对排名有所上升，美国、澳大利亚等22国偿债能力的相对排名有所下降。
（5）对华关系
对华关系方面，与去年相同，我们主要关注6个指标。通过分析具体指标，我们发现，与去年类似，排名前10国家除了新兴经济体外，还有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三个发达经济体。
与去年相比，除了巴基斯坦等7国对华关系的相对排名没有变动外，其他国家对华关系的相对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其中，老挝、塔吉克斯坦等26国对华关系的相对排名有所上升，韩国、澳大利亚等24国的相对排名有所下降。
五、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主要排名变动国家分析
（一）老挝（↑11）
老挝各项指标上升，增长较为均衡。经济基础略有下降，但社会弹性、政治风险下降，对华关系也较为良好。
老挝于2015年完成中央委员会、国会、政府以及省级领导班子的换届工作，政治较为稳定。并且，老挝加入东盟经济共同体，对外开放程度也进一步提高。
（二）土库曼斯坦（↑10）
各项指标表现良好且稳步前进，在社会弹性、对华关系上、经济基础上均有所进步，对外投资和贸易开放度提高，对华合作也逐步加深，对华免签政策实施，投资依存度上升明显。
土库曼斯坦对华免签，且有较丰富的天然气储量，并积极建设联通中亚地区的铁路网，有利于中国企业投资。
（三）赞比亚（↑9）
赞比亚在经济基础和社会弹性方面得分上升幅度很大，尤其是其放松资本和人员流动管制，并且贸易开放度有较大提高，而过国内对于资本和人员流动限制减少，整体投资环境向宽松转变。
2015年，世界银行预计赞比亚在农业和电力领域将有所增长，带动整体经济向好。但是世界铜价依旧低迷，赞比亚出口仍未恢复。
（四）柬埔寨（↑8）
柬埔寨对华关系有所下降，资本管制增强，但经济增长显著，且投资、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各项债务指标好转，从而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有很大改善，整体社会弹性也有所上升，尤其是资本和人员流动限制减少，向着利于投资的方向改善。
2015年柬埔寨与越南发生边境冲突，政府腐败依旧是较为严重的问题。
（五）斯里兰卡（↓11）
斯里兰卡虽继续保持对华关系，但经济基础出现全面恶化，投资开放度、GDP预期并不乐观，国内政治风险也在增加，政府稳定性下降。斯里兰卡经济“处于悬崖边缘”，公共债务比率升高，目前已获得IMF紧急救助，并按照IMF要求进行全面结构性改革。斯里兰卡为应对危局，已重启了与中国的项目。
（六）乌兹别克斯坦（↓11）
在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和政治风险上各项指数均有所恶化，政府稳定性减弱带来一定政治风险。并且，乌国在对华关系上严重下降，尤其是2015年对华贸易依存度有很大下降。
2015年，大宗商品市场低迷，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要产气国所受影响较大，但随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逐步加压，未来输气量可能有所上升，有助于改善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状况和中乌贸易。
（七）泰国（↓6）
泰国虽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在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上出现全面的下降，造成总体排名下降较多。
泰国社会动荡加剧，内部冲突依旧是泰国社会的巨大问题。并且，泰国国王于2016年逝世，政治和社会稳定性值得关注。
（八）英国（↓5）
英国五项指标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英国在2015年经济表现不佳，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下降。并且，2015年，英国社会在关于脱欧、难民等问题上争执不断，整体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均受损害。
2016年，英国已经公投脱欧，并且政府更迭，新首相上台，未来政治和社会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强，投资环境是否恶化有待观察。
[1]不包括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和百慕大群岛这些主要的投资中转地以及避税等资金运作中心。
[2]不包括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和百慕大群岛这些主要的投资中转地以及避税等资金运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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